什么是“近代四大高僧”——弘一.虚云.太虚.印光
弘一大师(1880~1942)
弘一,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大师(1873—1959)
虚云,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希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破败不堪。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 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
太虚大师,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 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 (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
印光大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 (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