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与社会文化批判

  “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与社会文化批判

  □ 周贵华《学术月刊》 2007年第06期

  祷谷宪昭与松本史朗判定,佛教的如来藏思想是“梵我论”/“场所哲学”/“基体说”类型,属“外道(非佛教)”性质,并最终应对日本社会存在的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负责。在他们眼里,这样的一个线性推理过程不仅指出了日本社会传统痼疾之症结与根本病因,更重要的是唤醒了他们作为佛教徒扞卫佛教正法的决心。由此,松本史朗与祷谷宪昭转向了对印度与东亚佛教传统的“甄别”与批判。

  根据佛教文献,松本史朗提出如来藏思想是围绕法界等概念建立的。界,梵文是dhatu。由此他判定,如来藏思想是dbatu-vdda,即“界论”。不仅如此,他还将瑜伽行派唯识思想也判为dhatu-vada。正如日本如来藏思想研究权威高崎直道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判断是符合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的实际的。而袴谷宪昭将以中国化佛教为核心的东亚大乘佛教思想特质归纳为“本觉说”,其中的本觉与如来藏、法界等是体一名异,因此,他赞同松本史朗的见解,也认定“本觉说”是dhatu-vada。到此为止,这些都尚属学术化的、基于文献与历史的研究。但随后的结论有点惊世骇俗。松本史朗和祷谷宪昭认为,如来藏思想的dhatu是印度吠陀奥义书传统的“梵我”(阿特曼,atman),即“基体”;而dhdm-vada(“结论”)就是atman-voda(即“梵我论”),也就是“基体说”。后者在他们的用法中成为了梵我论类型的通称。“基体说”以基体作为“我”、作为一切现象的唯一发生因,这就直接违背了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佛教理论核心——“空”与“缘起”:因为“空”要求无我,“缘起”要求因果平等,不允许有我,不允许果是变化之“多”而因却是恒常不变之“一”。这样的基体说当然属于非佛教性质。由此,如来藏思想乃至整个东亚的佛教,被他们判为梵我论类型/基体说,即“外道”学说。他们声称:如来藏思想非佛教!本觉说非佛教!

  在这样的判定下,他们举起了“批判佛教”的大旗。他们在佛教批判方面有下述三种意向:第一,清除传统佛教中的非佛教因素;第二,显示真正的佛教具有的基本精神,即批判性;第三,表明在传统佛教中,只有具批判精神的部分才是真正的佛教。这样,以批判非佛教因素、抉择真正的佛教、显示真正的佛教精神为宗旨,“批判佛教”把对印度佛教如来藏思想以及东亚佛教的批判,扩展到了对全体佛教的清算。

  在他们看来,只有空观与缘起论是真正的佛教。具体而言,是小乘佛教中历时性的十二因缘,而在大乘佛教中,则是中观之空观。换言之,只有说明无我或无自性之空,以及揭示历时的因果关系之“缘起”,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无我与空是否定性的,而历时性的“缘起”是动态的转变,否定了不变之实体以及基体作为一元发生因的静态的包容性,所以都具有批判性质。他们认为,“空”直接破除了“基体”、“我”、如来藏思想中的“界”(dhatu);历时之“缘起”则破除了俱时性缘起。由此他们断定,基体说必然非佛教;甚至具有“dhatu-vada”。性质的唯识学,也被松本史朗判为基体说,而落入“伪佛教”的黑名单。

  “批判佛教”判定如来藏思想乃至东亚佛教主流是“非佛说”,与支那内学院判定中国化佛教为“相似佛教”,在理论特质的把握与性质的判定方面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对待唯识思想的立场上:后者奉之为大乘佛教正法的代表,前者却斥之为“非佛教”。他们进一步将“基体说”用于裁量、甄别传统佛教的其他思想发展,以此判定了传统佛教中的种种非佛教因素:一为承认法“有”的实体(基体)主义思想,其代表是一切有部的“三世实有”见、犊子部的胜义补特伽罗见;二为解脱(vimukti)、涅榘(nirvana)、禅定(dhyana、samadhi)、心(citta)等佛教的基本概念;三为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的东亚佛教;等等。他们认为,即使是佛陀的言教,以及空论的大乘中观派思想,也必须接受批判性审查。如松本史朗说:“首先,‘批判佛教’必须对批判佛教自身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否则,它只不过是另一种传统佛教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道元(Dogen),以及印度与西藏的中观哲学家,甚至佛陀的言教。极有可能,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界论’(dhatu-vada)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毫无置疑地赞扬,而是必须准确地、批判地把握他们的言教。”在这样苛刻的审视下,作为极端复杂思想体系的传统佛教必然有道全面颠覆之虞,剩下的只有“批判佛教”的信条——“空”与历时性“缘起”——了。

  简言之,“批判佛教”的佛教批判主要包含两方面:对印度如来藏与唯识思想批判,以及对以如来藏思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东亚传统佛教思想批判。从总的特征看,松本史朗注重从本体论与发生论角度进行批判,集中于针对“基体说”特征;而袴谷宪昭则注重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批判,比如“本觉说”方面。松本史朗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其佛教批判思想在“批判佛教”中,学术性强、理论结构完整,其“基体说(dhatu-vada)”是“批判佛教”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型。“批判佛教”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祷谷宪昭、伊藤隆寿,皆以之作为甄别佛教与非佛教的基本模型。

  笔者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判定为批判性,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绝不可能只接受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而且其将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乃至东亚佛教的特质判为“基体说”而予以拒斥,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也是相当武断的,是将相似性误为一致性的结果。对此,笔者曾多次着文进行批评,并在与松本史朗进行直接的学术对话时也有指出。但是,不能否认,“批判佛教”对佛教基本精神的激扬、对佛教基本特质的凸显、对佛教中非佛教因素的抉择与批判,将对深人揭示佛教传统与本土思想的相互影响、对激活佛教传统的现代变革,都具有巨大的思想意义。

  “批判佛教”思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在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批判。事实上,“批判佛教”运动肇始于“町田氏事件”,这一事件彻底暴露出日本佛教界与日本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差别现象。对这种歧视与不平等现象的考察,直接引发了袴谷宪昭等人对日本的政治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他们在分析与审视中发现,曹洞宗利用本觉观为日本社会的不平等辩护,将一切事物圆融起来,诱导人在内心中对一切社会矛盾持消极隐忍态度,甚至视而不见;或者认为一切苦难是过去的业所引之果,要人们放弃抗争,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本觉说在日本社会中就是政治与社会现实中阴暗面的辩护者、帮凶。

  从理论形态上看,本觉作为一切差别性现象背后之唯一本体,也就是“基体”,表面上是同一、圆融、和谐的保证,但实际上却支撑起差别性的世界。松本史朗说,基体L是生起差别性现象S的唯一发生因,也是其本质,这是“构成支撑‘差别/区别的绝对化/固定化’的思想原理。五姓分别论和种姓制,都可从中找到依据。……于是,所谓‘现实’的差别就被绝对化了。简言之,L的单一性(平等)不但能不解除S的多性,反而构成了支撑它的依据。故显然是差别思想”。袴谷宪昭在此意义上也说:“曹洞宗就如所有的日本佛教一样,都持着以为躲在本觉理论之伞下即能成佛的幻想;它支持幕府的官方政府教育,原因是它视官方教育为依据于一潜在之‘理’的‘现象’世界、为深层的‘体’之用、为‘正’之‘偏’位、为一种被普遍的人类‘平等’所平衡的社会‘分别’。无怪乎社会歧视的语言到处泛滥了。”

  按照松本史朗与祷谷宪昭的逻辑,日本佛教的基体思想/本觉思想形态决定了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后者又直接决定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与歧视现象的发生。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和之哲学”为其特质。在“批判佛教”的视野中,“和之哲学”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哲学形态,其直接就是本觉说的翻版,其内在精神品质奠基于充满泛神论色彩的“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等如来藏思想理念之上。这种“和”,将差别最后统一于“一如”,在社会存在中形成了要求整体性、顺从性、权威性的神佛合一的日本主义,表现为日本种族中心主义、日本文化沙文主义、甚至日本的军国主义。所以,在他们看来,不清除佛教中的基体说/本觉说,就不能清除“和”的文化意识形态,就不能清除日本主义,最终也就不能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松本史朗特别批判了以川端康成、本居宣长与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所谓的“纯粹日本主义”,抨击其以日本为绝对理想的荒谬性。松本对日本主义的批判,在他对三岛由纪夫的思想与自杀行为的一段评论中表达得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在三岛由纪夫身上看到的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罕见巧合产生了最纯粹的日本主义,这种纯粹性的终点比任何单纯论证都更清楚地表明纯粹的日本主义是一种死亡哲学。作为佛教徒,我反对任何及所有的死亡哲学,因而必须全盘放弃纯粹日本主义。”

  不难看出,“批判佛教”断言传统佛教的本觉思想形态在日本成为了日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硬核,并应对日本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状负责,因此,批判并抛弃这种伪佛教因素刻不容缓。“批判佛教”的真正意向,正如林镇国所强调的那样,是为了表明真正的佛教在本质上绝非是调和主义的,而是充满了社会与文化的批判精神。这就意味着,“批判佛教”的特色,在于它把批判的锋芒从纯粹的佛教思想层面指向了社会实践层面,重新阐发佛教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与社会实践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与能力。换言之,“批判佛教”的真正意图是指向一种社会现实与文化的批判,是试图在颠覆传统佛教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同时,赋予佛教以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即,促使其实现从“圆融”到“批判”的转换。这也是松本史朗、袴谷宪昭等佛教徒,面对佛教如何在现代性压力下、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与宗教思想资源所作出的积极反思与抉择,体现出他们的社会良知与宗教热诚

  应当指出,“批判佛教”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并不可靠,甚至可以说相当武断。实际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本觉思想确实是影响日本文化与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唯一的重要原因。用文化决定论说明这样一些复杂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结论难免片面。

  [周贵华(1962—),男,重庆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度与中国佛学研究。]